“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且不论孟子的原意如何，这些文字被后人归纳为文学批评中的“知人论世”原则，即理解作品必须结合作者的生平和时代背景。传记批评的宗旨就是“知人论世”。
西方文学批评史中不少名著是“知人论世”的典范。一度被错误地贴上“解构主义者”标签的耶鲁学者布鲁姆称约翰逊博士为英语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批评家，约翰逊的《诗人传》就是一部传记批评的杰作。19世纪法国文化界的巨擘圣伯夫系统地发展了传记批评，他通过待人接物的细节考察作家的性格特征并进而结合作品勾画出一幅幅能与文学比肩的心灵的剪影。约翰逊和圣伯夫没有简单地断言“文如其人”或“风格即人”，他们在批评实践中探索文学与人之间复杂而又难以割裂的关系。
这种传记批评的方法在20世纪初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普鲁斯特在构思《追忆逝水年华》时首先对圣伯夫发难，提出从作家的社会生活（包括书信和与人的交往）来了解作品是无谓之举。他说，作家或广义上的诗人的心灵与外界隔绝，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这超越时空的心灵不仅排斥他人，甚至还排斥在生活中熟知他人的自我，即作者自己的社会性；它没有口腹之欲，没有野心营谋，只致力于发掘内在的“孤独的真实”。普鲁斯特写道：“一本书是另一个‘自我’的产物，而不是我们表现在日常习惯、社会、我们种种恶癖中的那个‘自我’的产物。”这两个自我不相衔接，传记批评只着眼于生活中的作家，自然无法触及作品以及另一个自我的真谛。
普鲁斯特反对传记批评的姿态与艾略特的非个人化创作原则和叶芝的“面具”理论暗中相通。在经典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里，艾略特宣称，诗人的任务不是表现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他不断放弃个性和自我，使之归附更有价值的事物；在完美的艺术家身上，那创造的灵魂与社会生活中有七情六欲的自我彻底分离。深受王尔德“面具”说影响的叶芝也在《人类精神》一文里谈到诗人的另一个自我或反自我。叶芝说，诗人在受到挫折后寻找并尝试充当第二个自我，他戴上面具，迎来了一个想象中的狂欢节，于是再也不必担心他人的评判，再也不必经受认识自我的痛苦。
然而生活和生活中的自我不会在作家的一声吆喝下退缩。普鲁斯特、叶芝和艾略特的传记作者并没有发现在生活中的自我与所谓的“另一个自我”之间横亘着一条鸿沟。王尔德历来否认艺术模仿并源起于生活，他在《道连·格雷的画像》序言里说：“艺术所真正要反映的是旁观者，而不是生活。”这“旁观者”是“第二个自我”的变种，但他不可能与生活截然对立。这部小说曲折地暴露了王尔德的心曲，它既是一部唯美主义的悲剧，又预示了作者本人生活演进的方向。王尔德有意无意地利用道连的蜕变来探析生活中堕落的自我。小说不是单纯反映生活，它为作者提供了“旁观者”审察的视角。这“旁观者”其实并不是与生活了无干系的“另一个自我”，他是在“两种爱情”（王尔德同性恋伙伴道格拉斯一首小诗的题目）中充满疑虑但又无法自拔的参与者王尔德。
子虚乌有的普鲁斯特式“另一个自我”却得到韦勒克和沃伦的认可。在《文学理论》（1942）一书中，传记批评作为文学外部研究的一支受到指责：它妨碍了对文学创作的正确理解。韦勒克和沃伦相信，作品是作者的“面具”或“反自我”，其决定性因素是非个人的文学传统和惯例；不能从纯粹的传记资料来确定作家的气质，作家的经验主体亦即生活中的人应与作品严格分开。
《文学理论》所提倡的文学内部研究使作家的身影淡出。受其影响的批评家仍然在读作家传记，但他们更关心的是艺术手法和叙事技巧，是意象、隐喻、象征、神话、原型和符号体系。当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兴起后，为了确保批评家和读者阐释的自由，作者面临被放逐的命运，罗兰·巴尔特的“绝对零度写作”理论甚至向作者宣判了死刑。文学作品成了理论家阐发自己的语言观或否定认识论的工具，自我乃至文本的意义在无穷无尽的延异中消亡，“知人论世”和传记批评似乎已显得完全不合时宜。
令人惊讶的是传记批评不但存活了下来，而且还兴旺发达，最新一部海明威传记竟有五卷之巨。萨特关于热内、波德莱尔和福楼拜的三种传记表明，传记批评可以和理论关怀相得益彰；燕卜荪的《使用传记》（1984）一书则显示，传记中的信息可以用作开启作品意义的钥匙。《文学理论》中“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分野早在4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质疑。理查·艾尔曼在传记《叶芝：其人与面具》（1948）中揭示，所谓的“外部”和“内部”并非泾渭分明。艾尔曼使生活中的叶芝和叶芝的“面具”（或“另一个自我”）互相发明映照，他本着“知人论世”的精神解释了叶芝何以对象征派诗歌、神秘主义和爱尔兰民族复兴产生兴趣，并探讨了这些兴趣反映于叶芝诗作之中的不同方式。为撰写这部传记，艾尔曼在大量史料中爬罗剔抉，仅细读的未发表手稿就达五万页之多。不问其理论背景如何，绝大多数叶芝专家都会将这部“知人论世”的著作视为叶芝研究的奠基之作。艾尔曼另两部传记《詹姆斯·乔伊斯》（1959，修订版1982）和《奥斯卡·王尔德》（1988）在学界享有同样的权威地位。艾尔曼1970年就任牛津大学英国文学教授时发表题为《文学传记》的演说，他坦然承认，作家与社会环境的折冲表现于文墨之中，其复杂多变的奥秘不可能一一探明。但是他又乐观地表示，传记作者经过不懈的努力也能瞥见作家创作过程中瞬间的光亮，向那瞬间和创造的心灵不断靠近，这何尝不是一种宝贵的人生经验。
由于条件的限制和某些文化特点，我国在这一领域还相对薄弱，有的作者摆脱不了为圣人立传的心态，犯了传记写作（与批评）的大忌。80年代以来，图书界出现很多翻译或编译的外国大师评传，这些著作大致可列入传记批评的范畴。由我国外国文学研究者自己撰写的“20世纪外国经典作家评传丛书”（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令人刮目相待，有的作者对所评述的对象已积有数十年翻译与评介的功力，著述过程中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吸纳海外新的学术成果。丛书第一辑共八册，传主依次（以出生年月为序）为叶芝、普鲁斯特、圣琼·佩斯、叶赛宁、福克纳、海明威、萨特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些评传不仅是有用的导读，而且还提示读者，“知人论世”的原则至今仍然适用。但它们也是一种令人不安的路标：它们敦促国内学术界关注欧美传记写作的现状和我们所面临的紧迫问题。笔者以为，提倡勤谨笃实的学风不妨从学习欧美传记与传记批评开始。学术规范来自言必有据的叙述和使用史料时一丝不苟的态度。当然优秀的传记（批评）得以产生有其先决条件，如丰富的手稿收藏和各种书信、笔记、回忆录的整理出版。不少欧美大学者编辑书信笔记穷年累月，如亨利·詹姆斯传记（也是五卷鸿文，出版于1953年至1972年的20年间）作者列昂·伊代尔编过四卷本詹姆斯书信集，艾尔曼则是乔伊斯书信集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编者。没有这些艰苦细致的劳动，学术积累无从谈起。我国读书界对好开风气的宏大理论以及派生的“裨贩学术”（胡适语）兴趣有余，对伊代尔和艾尔曼踏踏实实的学术建树所知太少。
是时候了，让我们寻回历史，寻回被放逐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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